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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大后政局观察(3):官员财产公示,反贪腐的最佳突破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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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如确定反贪腐为其主政时代的最大政治动作,有一个最好的突破口—-官员财产公示。这不但具备现成的技术操作条件,更构成反腐这一长期性工作的战略性开端。

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有许多国家的成功案例可借鉴,并且国内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已经实施多年,技术上已经为财产公示制度的实施积累了足够的制度准备。

从战略上来说,一旦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开始实施,则意味着习开始将民间监督真实引进到体制中来,其产生的震慑效果和社会效应不可估量,习将从民间资源中获取源源不断的政治支持,从而减少习在党内所面临的政治风险。

那幺如此好事,中共为何拖至现在?纵观中国政局近二十年发展,一是前十年中国社会的最紧迫问题是发展问题,反贪并不是全局性问题,在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纠错哲学的指导下,有问题再解决,并没有制度化的政治动力;二是后十年,面对大面积腐败,“反贪亡党”不再是种理论担心,而是一种现实风险了,再加上领导层弱化,哪怕有心也无力推动。

改革开放以来,在中国的各种制度变革中,实施的是一种没有目的性的纠错机制,实践先行、制度跟上的底层设计原则构成了中国从经济到政治、社会各种制度渐进改革的基础,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各种先验性的“理性陷阱”。但是,确实有类似反贪腐这样的领域需要预先的制度设计,即顶层设计,否则一旦问题积累严重,则其几乎没有纠错机会,类似的还有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改制,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教训。

所以,官员财产公示必须进行制度补课,为减少政治动荡,官员财产公示应做好预先的制度缓冲设计:

一公开表态,舆论先行。占据社会价值和民意诉求的制高点,形成社会动员之势,逼迫党内成员不得不跟进。

二是“原罪赎买”原则。“原罪赎买”原则指的是,在规定期限内,只要官员交出其非法所得的大部,则既往不咎,可以合法拥有其剩余资产,以此打消大部分官员的后顾之忧。

三是“先高层,后低层”公示的原则。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,高层必须先于低层获取政治合法性,只有先经过财产公示而能证明自身清白的高层(不管是确实清白还是被漂白),才有推动低层官员公示的道德权威。

四是官员违法所得且上交的金额,采取“退休解密”的原则,即在任期内予以保密,一旦退休,就予以公布,以保证民间的知情权。

五是官员违法所得全部补充社会保障基金,用于全民福利,并定期公布金额总额,取信于民。

六,确定一个制度原点,以免前贪未除,后贪又生,贪腐事业前赴后继,生生不息。这个制度原点指的是,确定一个时间点,此后任何官员的任职前公示,均需同时公示其财产。

从贪腐官员角度,坐拥隐秘巨额财产而不得用,还要百般遮掩,而网络时代遮掩的风险极大,一不小心被人肉一下,成为“表叔”,“房叔”,则大祸不远,不如上交大部,留取小部,漂白后安心睡觉。对普通民众而言,无官不贪已是个公开的秘密,但不到逼不得已,谁愿闹得天下大乱?如能平和得从老虎嘴里扯回一块肉,用于看病养老,且能对今后的吏治保持希望,何乐而不为?这样的理性计算,符合普遍人性,能够为方方面面接受。